10月22日，是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日。

　　回望这一段远征，让人心潮起伏。两年之中，有艰苦卓绝的跋涉，有生死攸关的战斗，有运筹帷幄的会议，有绝处逢生的奇迹，也有雄壮豪迈的胜利。而贯穿其中的，是这支队伍所体现的精神、所蕴含的意志。这是长征不可比拟、绝无仅有之处，也是长征如磁石、如火炬般吸引着、引领着如此多人的原因所在。

　　80年前那些翻山越岭的人，其实一直跋涉于人们的心灵。国家博物馆“信念·精神·传承”长征文物展，年轻人在留言簿上写下“伟大”；在安葬着25048位红军烈士的川陕革命根据地陵园里，无数人为无言肃立的墓碑泪下；各地都有人背上行囊，沿着红军长征的足迹再次出发……如果说长征是“播种机”，那么，这种子已经撒播在了时间之中，让一代代人都从中思考信仰的意义、人生的方向，最终收获精神的力量。

　　红军将士意志、勇气、力量集中迸发的高光时刻，触及到人类精神可能到达的极限。即便是不同种族、不同文化的人，也能感受到其中的魅力。日本学者河上肇读了《西行漫记》后，在致友人的信中说：“我在阅读过程中，再三掩卷落泪……像我这样落魄如残骸朽木的六旬老翁，也感到人生中仍然能获得力量，至为喜悦。”法国女学者戴博瓦尔在长篇纪实报道《长征》中说，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，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，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可以说，长征展现出人类精神、信仰能带来的巨大可能性，认识长征就是在认识人类自己，就是在发现人类精神的价值。

　　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长征不仅在革命史、心灵史中有着“结构性作用”，更应该成为一种可贵的精神资源。有人打着“还原真相”一类的幌子，质疑飞夺泸定桥的真实性，认为爬雪山过草地时被迫吃皮带是“夸张”，认为长征胜利缘于敌人“放水”，甚至认为两万五千里也只是个“虚数”，凡此种种，不仅歪曲了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，更在消解长征精神价值的同时，矮化、淡化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高度与浓度。

　　在当下的语境里，倾听长征的召唤，有着重要意义。现实中，理想、精神、信念，这样的“大词”，常被认为宏大而抽象。利益解放、个性解放，也让“原子化生存”成为普遍状态。由“耻言利”而“耻言义”，矫枉过正带来了不少心灵的困惑。一段时间来，人际关系之冷漠，精神世界之戾气，道德生活之贫瘠，每因各类事件而成社会讨论的焦点。有人说，人生的意义，乃是体现在与他人、与世界的联系之中。如此看来，如果没有一点超越一己的关怀，难免活得琐屑而犬儒，社会也难免变得零散化、碎片化。

　　也正因此，越来越多人把目光投注到80年前，倾听长征跨越时空的精神召唤。2006年4月，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发起电视行动《我的长征》，挑选重走长征路的队员时，报名人数超过5000，年龄最大的竟有80多岁。深圳白领左力辞掉工作，一个人踏上长征路，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半夜翻越帽儿山时的体验：忽然觉得周围有声音，像许多人围在旁边，那一刻他热泪盈眶，“起初我想是回声，但后来我宁愿相信，那是有许多红军，和我在一起”。或许，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长征，让他们更能体验到，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精神的存在，当这种存在与“无穷的远方、无数的人们”乃至无涯的时间有关时，生命的境界可能会更加广阔一些。

　　古希腊诗人维吉尔曾说，我们头顶上那广袤的事物，是“世代承袭”的。长征的精神被一再重温，长征的召唤被一再追随，也正是因为，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中，不仅有着红军的精神密码，更有着传承不息的精神基因。